财金白话

全世界最伟大的投资者（一）
    如果股市是公共海滩，仍然飘扬在救生员椅子上方的旗子可能是显示“高度危险”的红色，至少也得是深黄色。这个夏天虽然比春天平静，但也没有好太多，因为欧元下跌和美国国内失业人口居高不下，每天提醒你全球经济仍在起伏不定。而且股市仍像以往那样动荡不已。

根据谢弗投资研究所（Schaeffer's Investment Research）数据，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年预计将有90天波动幅度达到100点或以上——是经济危机前任何三年达到此波幅天数的两倍多。基金经理不断发出警告，许多去年表现优异的股票风险较高或曾经濒死的公司目前再次陷入困境。这就难怪许多主流投资者持观望态度了，总体来说，美国人共持有9.4万亿美元现金，比2007年高出27%。

当然，惊恐的投资者遇到大浪的地方，正是最成功的专业人士认为可以乘势获利的地方。今年“全世界最伟大的投资者”关注四个人，他们证明了自己即使在困难时期也可以在股市大捞一笔。确实一些人在今夏股市下跌后比此前更乐观了，毕竟他们看好的股票都很便宜。

虽然是这样，然而这些人目前尚未对艰难的市况感到厌倦，而且不管你信不信，他们中没一个人相信新的金融监管规则将对他们的投资组合产生太大影响。这些人加起来共有100年的投资经验，对于持有什么股票安全他们非常挑剔而且自律。在共同基金业打拼了几十年的苏珊•伯恩（Susan Byrne）正在买入股息丰厚的大型综合企业股票；而赛拉•泽豪森（Thyra Zerhusen）喜欢利基市场的较小型企业，尤其是科技和工业类股。

国际投资专业人士戴维•希罗（David Herro）认为，安然度过市场动荡的最佳方式是买入欧洲股票，尽管欧洲是市场动荡的策源地。就连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一直在重整涉足广泛、规模宏大的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帝国，以使其少受市场意外动荡的影响。要想知道这些经验老到的人如何平衡谨慎和乐观，请阅读以下篇章。

沃伦•巴菲特在最近一次奥马哈桥牌比赛上，人们问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长巴菲特漂亮的蓝色西装，巴菲特掀开衣襟，显示了定做服装的中国商标，他说，我有一衣柜这样的衣服。他通常为他的投资组合买入通用电气、可口可乐和哈里戴维森等美国品牌，但当其他地方的股价合适时，他就会改变方向。而且从现实情况看，他也同样愿意像改造自己的衣橱一样对公司进行改造。

巴菲特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掌舵人已有44年的投资经验，这构成了他的传奇。公司每股账面价值每年涨20%，是同期内标准普尔500指数9.3%涨幅的两倍多。每股账面价值是公司资产减去负债。这个月巴菲特将庆祝他80岁的生日，他喜欢拿计划死后“再工作六年”开玩笑。但从他近期的操作来看，他还是考虑到了自己的年龄问题。他进行了一些巧妙的调整，已使伯克希尔哈撒韦更接近自动操作，一些研究巴菲特的人士认为，他正在为他不再领导公司作准备。宾夕法尼亚州资产管理经理朗提斯（Paul Lountzis）说，巴菲特正在确保他的投资组合万无一失。朗提斯的投资组合里包括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

其结果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收入更依赖公司日常运营收益，而较少依赖股票和债券的投资。2009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制造、服务和零售公司共计带来了617亿美元营收，而1999年时仅为57亿美元，巴菲特投资组合的获利在营收中所占比重下降。最能凸显这一变化的是巴菲特以263亿美元收购了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铁路公司。为了筹资完成这次收购，伯克希尔哈撒韦卖掉了强生、宝洁和卡夫等长期持有的股票。近期其他显示巴菲特不再恋战这个市场的迹象是：在2010年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和他的长期搭档芒格提出考虑派发股息的可能性，而在以前这是会遭谴责的想法，因为这将进一步缩减伯克希尔哈撒韦可投资资金的数量。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无论谁继任巴菲特的职位，都会是在经营一个完全不同的公司。2008年巴菲特宣布有四位秘密的候选者竞逐他首席投资长继任人的职位。每个人都在猜测交接时间，而巴菲特拒绝就这一问题发表评论。但在这次年会上，86岁的芒格强烈暗示说，公司增加一位负责投资的高管“越早越好”。一件事是肯定的：即使资本减少了，他或她都将担起重大责任。

巴菲特挑选的股票去年巴菲特卖出了一些他青睐的股票，但也悄悄地买入了以下这些公司的股票。

Republic Services （RSG），快速成长的废弃物处理公司，该公司还派发丰厚的股息。

Becton Dickinson （BDX），医疗改革的不确定性，使这家医疗器材生产企业的股价看起来较为便宜。

Iron Mountain （IRM），这是一家信息管理公司，因人们对网上探听隐私的忧虑而受益。

乐购（Tesco） （TSCDY），总部位于英国，拥有4,800家连锁店，擅长在全球范围内适应本地市场，2007年以来开始进军美国市场。

(SJ)

地方、大企业联盟的背后秘闻（上）
    中国经济增长竞赛中最重要的联盟——大企业与地方政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排列组合游戏。

如无意外，8月20日，一个相当于四个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那么大的工业园，将开工建设。这时候，距离郭台铭驻足这片空地正好两个月。

那是6月20日，35℃的高温天。下午三点多，一天最热的时候还没过，河南省省长郭庚茂已经赶到距离省会郑州25公里远的新郑机场，专程等待一位贵客的出现。

这位能劳烦省长亲自恭候的贵客，正是台湾首富郭台铭。这位电子界巨头，自称为“打不死的蟑螂”，旗下工厂的出口额占整个中国出口额近4%。

就在他的公司发生令人震惊的连跳事件时，地方官员们却接踵而至，争相与他见面。

离开机场，一行人驱车来到不远处振新路东侧的大片空地上，郭台铭与陪同的一众河南省官员在这指点交谈。次日一早，郭台铭就飞离郑州。

这不到半日的会面，宾主双方均秘而不宣。不过，郭台铭一边搂着一岁多的宝贝女儿小妞妞逗笑，一边与河南高官们洽谈的故事，在当地官场迅速传开。

而两个月后，一个规划占地面积达10平方公里、计划用人30万的富士康工业园将在这里开始生长。

落子中原“（富士康项目）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纳18万人就业，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

这个大得惊人的工业园区，面积是富士康大本营深圳龙华园区面积的四倍多。这也是继武汉富士康科技园区之后，又一个巨无霸级的富士康项目。

《南方周末》获得的项目勘探资料显示，即便是本次率先启动的一期工程，整体占地面积也超过7000亩。而早前新华社只是保守描述称，“富士康工厂第一期占地约2000亩”。

根据富士康和郑州市政府初步达成的计划，作为富士康核心业务之一的苹果手机整机生产项目，将从深圳内迁至此，最早于明年上半年投产。

对此，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最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说道，“（富士康项目）仅一期工程建成后，就能吸纳18万人就业，还能使全省的出口额翻一番甚至两番。”

数年召唤几年来，虽然领导小组上的人员名字，随着官员们职位变动不断变化，但当地对富士康的召唤，始终不变，却始终不得。

在张旭升看来，这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的形势下，河南、郑州两级官员“持续不断邀请”的结果。

在省长郭庚茂机场守候郭台铭之前，对富士康，河南已经历了三年乃至更长的守候。在这背后，还有河南对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期待，从李克强主政时代提出的“东引西进”算起，更是已有十几年之久。

郑州市政府文件显示，早在2007年，郑州市政府就成立了一个级别很高的“富士康科技集团郑州投资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小组由市长赵建才担任组长，多位副市级干部担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小组成员。

这时，当地一度传出富士康落户的风声。那一年，富士康的内迁初成趋势，在河北廊坊、湖北武汉、辽宁沈阳和营口等地相继投资建厂，但河南未能分羹。

此后，虽然富士康“IT产业园”等名称不断出现在河南省的重点建设打捆项目、对外经济合作项目、自主创新工程等各种名单上，但合作都无实质性进展，双方往来只是断断续续的保持沟通。

富士康之于河南，意义非常直接──GDP、出口额、就业、税收等，还能撬动河南相对较弱的IT产业。

不过，这个梦想，却是伴随着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不断增加而成真。

这时的富士康，和深圳的关系走向微妙，也加快了内迁的步伐：一方面，在跳楼事件持续发酵过程中，富士康被深圳认定为“管理有问题”；另一方面，单位面积产出更高的华为、比亚迪等本土企业，正在获得更多青睐。而在民间、学界乃至政界，正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富士康为深圳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在一份深圳经信委的调研材料中，对于富士康这样的外资高新技术企业给出的描述中，专门提到“税收贡献较少，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在河南“竭尽全力”的邀请下，富士康心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


地方、大企业联盟的背后秘闻（下）
    一直以来，河南只是激烈的富士康争夺战中的一员。

事实上，对富士康而言，邀请的话听得多了，省级领导亲自登门拜访已是常态，市级领导被拦门外的事情，亦有发生。

正是因此，多位河南官员认为，和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打交道，这次的“上层路线”至关重要，比起过去自下而上的沟通方式，高层对话才是“王道”。

他们有了和郭台铭打交道的绝佳人选。

当地政界人士透露，去年年底到河南就任的省委书记卢展工，原为福建省委书记，福建本就是对台经贸工作前沿，因此卢展工与郭台铭过去在各种活动中时有碰面，早有交情。同样是去年调任河南省省长的郭庚茂，早前在河北省任职其间，亦是因为富士康廊坊厂的投资建设的关系，与郭台铭相熟多年。

在河南方面看来，合作转机是出现在3月，此时富士康跳楼事件尚只是初露端倪，还未引发全国性关注。

富士康派出了一个先遣组，到郑州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项目综合考察。“当时富士康绝口不提是否有投资意向，他们给我们一个提纲，对其关心的诸多问题予以咨询，从这些问题看，涉及IT产业、LED和人力资源等方面。”一位参与接待的官员透露，“那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

这次考察之后，河南迅速将对接从市上升到省级层面。

5月中旬，郭台铭与河南省相关领导，在上海有过一次小范围的高层接触，拉开了双方谈判的序幕。而这正是跳楼事件集中高发之时，富士康内迁的步调明显加速。

“在那之后，河南郑州两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富士康之间，一个月内展开了四轮商务谈判──我们去了一次，他们来了两次，最后我们再去了一次。”上述官员表示，四轮都是大规模谈判，参与范围广，涉及领域多，战略合作内容、落户政策、投资项目和人力资源等各方面问题全都涉及。

随着商务谈判的推进，6月20日下午，，郭台铭会见郭庚茂，这虽不是两人就此事的第一次见面，但却是唯一一次郭台铭就此事亲临郑州洽谈。

当天，在参观了未来的富士康工业园所在地之后，郭台铭还被带去参观了郑州新区CBD，这是一个近几年当地巨资新建的一个现代化商业中心，在当地人看来，足可比肩上海陆家嘴和深圳深南大道。当地官员希望以此加强郭台铭投资郑州的决心。

晚间，宾主共进了一场花费不菲的晚宴。对河南的官员来说，富士康河南投资的悬念，可以说是觥筹间基本落定。

随后，由河南省常务副省长和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带队，一个由各相关部门领导组成的几十人庞大代表团，前往深圳最后洽谈。

参与谈判的郑州市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主任张保成说，“当时，富士康的事情就是唯一的工作，我们就住在龙华。”

在那里，双方就项目等方面对接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最后磋商，郭台铭偶尔也会参与。

6月29日，在富士康总部，分管招商的副省长宋璇涛和富士康财务总监黄秋莲代表双方草签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约定，将在电子信息产业、光电产业、物流产业和人力资源培训，销售网络建设等领域扩大合作与交流及投资规模……

“郑州速度”为了给富士康准备厂房，郑州在16天里24小时连轴转，干完了32天的活。

协议签署之后，具体项目开始推进。仅一个月后，富士康在郑州的第一个项目投产。这个过程被当地媒体称为“郑州速度”。

对此，张保成举例称，富士康的厂房改造，16天24小时连轴转，完成了32天的活。“我们表现出来的速度，甚至都令富士康吃惊——此前，富士康的人，是认为河南政府比较低效的。”

在一些企业注册审批之类的环节上，当地政府亦以最高效率完成。比如说，海关备案一般是要两到三天，但在多方协调之下，郑州几个小时就完成了。

这类铆足全力配合富士康的故事，从谈判到合作展开以来不计其数。连富士康的招聘，都会通过省政府直接向各地区政府发文布置。

记者就曾在某政府部门看到，官员们在会议室里长时间开会商讨富士康项目具体事宜，外面一位按约前来办事的企业人员苦等两小时还未等到会议开完。“富士康的事情已经不是简单的招商，而是政治责任，从上到下，郑州市各局办各区县全部都是一把手亲自抓，到处亮绿灯。”郑州某开发区官员强调。

绿灯无处不在。卢展工也在内部发言中，表扬了郑州海关为了项目落地，积极请求国家海关总署给予特殊政策支持等做法。

新华社引述郑州市政府一位官员的表态称，为把富士康引进来，郑州市愿在土地供应、保障、税收、用工服务等各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利益让步”。

据悉，富士康工业园区所在位置，郑州正在向中央申报综合保税区。获批之后，这里和出口加工区类似，在货物流入等环节免税或者退税，并在货物的进出和外汇等方面，享受诸多便利，对富士康这样的出口加工企业，极为有利。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也获得了绝大部分企业无法企及的长年减免时限。此外，企业还可以在人员招聘、交通运输等方面，获得省市两级政府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

比如，因为内迁之后会带来运输成本的增加，河南专门为出口加工区的企业提供了财政补贴。省里的政策是出口1美元补贴1角人民币，市里也有奖励，是出口1美元补贴1、2、4角不等，富士康便是属于其中4角钱的。

土地方面，郑州给出了10平方公里的超大地盘。有郑州市官员透露，这个大体量的土地计划，正是吸引富士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土地指标如何落实，将以什么方式提供给富士康使用，双方尚未公布。不过，如此大力度的项目供地，已在当地激起反对声音。

8月16日，河南省委统战网上发布的一则党外人士参政建言已经开始呼吁，谨防富士康们搬迁造成郑州有限的耕地被挤占。

迟疑的富士康在谈判中，拥有主动权的富士康，对具体的项目投资，绝不轻易松口。

不过，绿灯大开并没有换来地方政府所希望的富士康慷慨撒钱。据了解，反而是在谈判中，拥有主动权的富士康，对具体的项目投资，绝不轻易松口。

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例，据张旭升介绍，最初河南省方面参照了富士康在其他地区的投资情况之后，把富士康所能涉及的所有领域都纳入合作范畴，希望全面拥抱。而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富士康方面则是努力地不断把这个范畴缩小，这个协议在讨论中反复修改了八九稿。

当地亦有接近谈判的官员透露，双方在土地等问题上的商谈仍在持续，郭台铭对河南方面所作的让步并不满意，因而态度迟疑。

基于富士康这种多方争抢的阵势，富士康在河南的这些项目，未来能发展到什么规模，当地官员看来，心里也没底。

工商资料显示，目前富士康在郑州投资的两个公司，实缴资本还都是0。

另外，早些年富士康在一些内地城市的投资，实际运行几年下来，许多都未达到最初的规划规模。

直到现在，富士康工业园所在的航空港区管委会网站上，仍是用“重大项目”几个字，来暗示富士康项目。郑州市政府一位官员解释说，“如果草率披露出去，富士康反悔的话，我们岂不尴尬？”

(YL)

“一枪不开”走向胜利
★ 淘汰落后产能“一枪不开”的胜利

8月5日，工信部公布了18个行业、总计2087家企业的关停公告，按照计划名单上的这些行业企业将在今年9月底前全部关停。名单公布之日，距离最终完成巨大的淘汰目标还只有不到60天的时间。然而，据悉工信部公布的一长串企业名单中，有不少企业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一些上榜企业的生产线早已经停产。

★ 中国富豪“离不开”地产怀抱

中国富人排行榜中，我们看到，很多房地产大亨都名列其中，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富豪排序里，位于前列的几乎没有做房地产生意的。比如美国，前30名中只有一位的业务与房地产有些关联，但也仅占他投资行业资金的四分之一。日本第一房地产大亨川本源四郎也只屈居日本富豪榜的27名，在俄罗斯富人群里，房地产只占两家，连2%都不到。西方国家的富翁大多集中在银行、能源、电讯、消费类等行业。

★ 离奇股票简称一箩筐

A股市场中不少股票简称都很离奇，完全看不出公司的业务方向。鹏博士的控制人是个姓鹏或者名字叫鹏的博士么？兔宝宝是从事小白兔养殖的公司么？金螳螂难道连螳螂也养？ST零七难道是赫赫有名的《007》电影投资方？独一味是生产调味品的么？好当家的产品是为家庭提供便利服务的？宁波GQY坊间传闻有两个版本，一是“为您创造优质”——Great Quality for You，三个主要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公司GQY的简称。更离奇的传言是，GQY三个字母由公司董事长郭启寅三个汉字开头字母组合而来。

★ 见义勇为基金会勇闯股市称“稳赚不赔”

*ST国通发布半年报，有南京投资者愕然发现，原本为表彰奖励见义勇为人员，为见义勇为市民或其家人颁发奖金、抚恤金、慰问金的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居然出现在*ST国通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共持有79.03万股。在金瑞科技2009年一季报中，南京见义勇为基金会以持有29.9318万股位列其第十大流通股股东，不过在随后的金瑞科技2009年半年报中，就已隐退。据悉，同为公益性质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同样是上市公司大股东。

★ 买“钱”卖“钱”也能赚钱？

纸币价格一年来开始出现飙涨，其中的造富效应十分可观。一位客户去年买了若干箱90年版的2元纸币（每箱5万张），当时每张的售价仅为4块多钱，上个月每张已经涨到13元，单价一年大涨325%。目前纸币市场之所以火热，因为房地产、股票市场前景不明，资金要只能从另类的投资渠道寻找出路。纸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不同，操纵价格更加容易，沪上最大的纸币市场就是卢工邮币卡市场，北京的纸币市场也不多，全国就几个点，估算下来掷5到10个亿就能产生示范效应。

CPI，下半年最危险因子

●通胀恐未见顶。今年以来，全国已有27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部分省市的涨幅超过30%，其中，广东的平均涨幅为21.1%，而海南的涨幅为全国最高，达到37%。有专家担心，工资上涨可能会推高内地通胀，以及影响企业生存发展。此外，商务部监测结果显示，7月份57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大幅上涨7%，内地通胀恐怕仍未见顶。

●薪酬上涨倒逼经济转型。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达到1.33万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人均GDP今年有望突破4,000美元之后，提高最低工资将成倒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前提条件。一般认为，在未来10至20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随着中国快将告别劳动力过剩时代，工资上涨速度将加快，将有助刺激内部消费需求，加速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加速中国经济强国的崛起。

●厉以宁：现阶段最怕滞胀。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而言，最怕的是“滞胀”而不是单纯的通胀。针对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状况，中国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大体上属于混合型的，即既有需求拉动型的，也有成本推进型的和国际输入型的。因此，有必要采取综合性的治理措施，而不宜于单纯采取宏观紧缩政策。

不靠谱的500元新钞与靠谱的神奇“8”

●央行否认发行500元新钞。央行18日否认将发行新版500元人民币，内地专家指内地物价水平仍未有需要推大额钞票。《人民日报》海外版18日引述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网上流传人民银行将发行500元大额人民币新钞的消息，人民银行从未发行过新版500元人民币，也没有发行新版500元面额人民币的计划。

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内部正研究发行印有孔子肖像的500元钞票，称即将发行印有圣人头像的大额钞票更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早前网络上亦有传500元新钞将印有邓小平肖像。

●银行业的神奇“8”。18日上市的光大银行被市场各方称作闪电上市，创了自公布上市计划到正式上市用时最短的新纪录。光大银行不仅上市享受的是机场贵宾通道一般的快速通道，就连其股票代码都是特别为其量身订做的。8月18日，光大银行上市，股票代码：“601818”，真是绝配！内地银行股绝大多数是“8“字辈。工行的代码是601398，中行的代码是601988，农行的代码是601288，交行的代码是601328，中信银行的代码是601998。

通货膨胀是生产力现象

    我认为，物价上涨不是由恶劣天气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推动的。通货膨胀不受气候影响，不由供求关系决定，也不是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是生产力现象。

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无果而终的时候，我曾判断，明年开始，农产品将迎来一轮大牛市。今年1月，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10年最大的挑战是通货膨胀，但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不是气候变化异常导致农产品受灾减产。

人类历史上遇到过多次气候异常，并非每次都导致农产品涨价（这可能和读者脑子里的传统概念不同）。据说，曾有好事者做了一个分析，每年中东冲突的死亡人数和石油价格之间似乎也没有严格的相关关系，我们很难把小麦涨价归咎于气候因素，正如同很难把石油涨价归因于中东政局动荡一样。

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我认为，在于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在原有的货币发行体制下，得不到提高。哥本哈根大会召开之际，我的分析是，这个气候大会实质是货币大会。当时发达国家希望在现有的货币发行体系之上，再用碳排放作为各国发行货币的约束条件之一，这就创造了碳货币。碳货币其实是遏制那些粗放型生产方式、淘汰落后产能的一种紧缩型货币发行机制，在该机制下，企业只有用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加上更经济和更高效地组织生产，才能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回报，否则就是白忙一场，出口换来的大量外汇被迫去购买碳排放权。

我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客观上可能给了市场这样一个激励机制，似乎应积极争取政府的财政投入，竞争公共财政的开支项目，应该尽快获得银行提供的贷款，以继续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而不必积极改造生产工艺，提升劳动生产率，应用新技术，降低能耗物耗，高效组织管理。可企业如果缺乏改善劳动生产率的动机，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我不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超发导致的，简单地认为投放了更多的货币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背后逻辑，和当年驳斥我的通胀无牛市的理由同样站不住脚。但是，我同时也承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负面地激励企业在探索新技术的痛苦面前选择退缩，这才是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股市走熊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继续保持高位，并有可能继续维持高水平。此前，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导已经多次明确表态：人民币不具备大幅度升值的基础。还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人民币可能存在贬值的压力。当然，一个国家如果通货膨胀加速的话，其货币确实会贬值。这是一个一般的逻辑，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同时保持大量顺差和热钱流入，并维持着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怎么办呢？一方面是我们的通货膨胀比别人高，另外一方面又有热钱和顺差，我实在想像不出会有什么结果。答案可能很快就会在下半年揭晓。

如果下半年果真出现了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大幅度升值，同时，各国又为下一次气候大会达成框架协议形成了默契，那么，我们就同时迎来了两种紧缩型的货币政策，这种货币政策的主要表现是原有的生产经营模式必须要淘汰，生产工艺要改进，能耗要降低，毛利率却要提高，产品档次和售价都要相应提高，否则企业就没有生存能力了。在这两个紧箍咒的约束下，即便我们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仍然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只是为资金的需求方提供流动性的便利，其本身并不能刺激经济方式的转变。到那个时候，通货膨胀可能就自动消失了，甚至还有可能迎来通货紧缩的局面。并且，今天为刺激经济而投放的巨大财政和信贷，到那个时候就会反过来变成应对通货紧缩的包袱。

由此，我最担心的就是留给我国经济转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而如果没有上述两项约束条件，又无法给企业一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正面激励，这其中的悖论是我所不能解答的。（周洛华/文）

中国房地产热的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一份流传甚广的报告重新激起人们对泡沫的担忧。报告说，从显示为零的电表读数判断，中国共有6450万套城市住房空置，也就是每四户一套。电力部门后来出面辟谣，力图证明社科院数据不实。但就算这个数据是准确的，人们对楼市崩盘的担忧或许也是弄错了对象。

中国经济的真正风险不是房价崩溃，而在于供给过剩如何阻碍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国家需要改变增长模式之际，房地产的过度投资正在给金融改革设置障碍，并固化长期以来的低效率。

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扭曲世界，“非必需”住房的需求是非常理性的，不说理性得反常，至少是也理性得让人吃惊。正因为这个原因，自决策层7月份暗示房地产市场的行政调控已达极限以来，房产销售一直在迅速反弹。要理解为什么需求如此具有韧性，就得考虑到中国家庭少得可怜的替代性储蓄渠道。

先介绍点财政方面的背景。过去几年，管理层慢慢地不再愿意对个人直接征税。这是可以理解的，想必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对个人提高税收，民众或迟或早地会要求公开这些钱是怎么花出去的。在中国制度下，出现这种情况不容易调解。出于类似的原因，地方政府同样也避免以房价为基础征收房产保有税，而是依靠向开发商出售土地而获取收入。

中国从家庭筹资，是通过国有银行的低存款利率来进行的。低利率是提供给银行的一种“成本”补贴，银行然后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把这种补贴传递给国有企业，然后由这些国有企业向国家纳税。其财政政策化装成了商业银行业务。

在一种对市场灵敏的金融体系中，中国的利率恐怕要比现行利率高出300多个基点。当前12个月期存款利率只有2.3%，明显低于CPI增幅。CPI的构成使之向好的一面倾斜，但看样子也将要突破3.0%。而和上半年名义GDP16.7%的增长速度比起来，存款利率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所以把钱存在银行就是一桩亏本买卖。

这种金融压制迫使数亿家庭寻找银行以外更有利于对冲通货膨胀的投资渠道。但在中国资本账户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多数存款人只能投资于国内有限的几种替代性渠道。

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对于中国非理性、非市场化的利率结构的理性应对，同时似乎也是无可抗拒的储蓄替代品。自2001年起，中国全国房价指数以每年大约10%的幅度连续上涨。房地产同时也大大超越了中国除此之外的唯一一个储蓄替代品──股票，过去十年中，股市回报只有楼市的六分之一，其波动性也吓退了许多储蓄者。

无论如何，中国民众从小就了解自己国家令人心酸的动荡历史──混乱的朝代更迭、侵占、剥夺，因此他们开始看重有形资产。房子本身是牢固可靠的，也有其固有的价值，虽然不能随身携带。相比之下，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股票只是锁定了某个不认识的遥远管理团队对于未来的承诺，很有可能永远无法兑现。

因此，手头宽裕的中等收入家庭如果有储蓄可供支配，那他们可能会理性地选择将钱用来买房子，即便买了也只是空着。由于不用每年交物业税，空置房的维持成本几乎为零。如此一来人们也没有动力寻求租金收益以抵消维持成本，这也是空置房屋如此普遍的原因之一。对于大多数以投资为目的的房主来说，假定的资本收益似乎令他们满意。

由于这类畸形需求根深蒂固，尤其是假定通胀仍然是人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中国将不会呈现出供应过度的状况。5月至6月房价略微下滑又吸引买家近几周重新出手。上海的中原地产估计，即便是中国当前月度成交量下降的情况下（当前仅为2009年底的一半），一手住宅市场也只有三到四个月的存量，远低于七个月到八个月的长期平均水平。

不过这类失真的需求也预示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不远的将来至少面临三个最终的艰难转型：利率改革，随着时间推移将增加银行储蓄的回报，降低房产的相对吸引力；资本账户自由化，中国家庭将由此扩大进行跨境投资的渠道；引入基于价值的物业税，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这样一来也会令空置房屋产生维持成本。

虽然这些改革或许困难重重，但每一项都对中国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实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效率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未来将面临艰难的决策和平衡。真正的风险或许在于，中国决策者允许了潜在的房地产威胁存在，从而就让自己陷入了困境，令金融改革和财政调整等必要的改革显得过于冒险、难以实施。如果是这样，中国或许可以保持其稳固的房地产市场，但付出的代价或许就是要推迟废除银行-国企联合体的进程，银行与国企的密切关系造成资本的浪费，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文/Michael Kurtz，麦格理证券中国研究主管）

(LT)

小平，您好！
【博览资讯特稿】小平，您好！如果您还活着，今天就是一百零六岁了。按理，我不应该直呼您的名字，但我情不自禁地这样叫了。

1984年大阅兵时，来自北大的几个年青人在经过天安门时自发地打出了“小平，您好！”那几个字竟成了我心里的底片，每当心灵的潮水涌起时都会自动冲冼。因为那一刻，让我看到了有理性思考的普通民众与站在天安们城楼会心微笑的你，是那样准确地对接到了一起。

曾有机会跟打那个横幅的其中两个人交谈过，他们那天因为人太多怕您看不到，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尽量高高举起，好让您能看到。是的，您看到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不仅看到了，而且这个极简洁朴素的问候语是如此经得起时间的打磨，历久弥新。我不知道别人如何想，反正，我对那几个打出标语的人充満敬意，他们适时地说出了我们这代人的心里话，我相信这句话很多人在心底对您说过很多次，至少，我本人是这样。

有一个同事，他在您逝世的纪念日的一个夜里，特地从香港赶到深圳街头您那幅大画像前深深鞠了三躬，这个场景是他不经意说出来的，可当我听到时内心深深震撼了，他让我看到一个普通人对一个领袖的真情实感。其实，是否为人民为中国带来了福祉，每一个个体都在用各种方式丈量着。我在深圳也曾路过那幅画像，我没有走过去，我也不会专门到那个地方表达对您的敬意，因为您的骨灰已洒向江河湖海，您就在我们周围，在空气里，在土壤里。

我从未见过您，更没有机会采访您。与您深入交谈的是美国60分钟节目的记者华莱士和已过世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这两个记者都是我职业生涯的楷模，我真的好羡慕他们。2004年去美国时，我专门到CBS的“60分钟”与华莱士交谈了几个小时，详细了解他对您采访的全过程。2005年，当我知道法拉奇采访您的全部录音带捐给波士顿大学传媒中心时我专门前往。我想听听当时您的全部录音，其中一定有许多我想不到的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记者，我又似乎知道我要问您的问题的答案。小平，一个多月前我就想起了您的生日。我连自已父母的生日也不记得，但是我记起了您的生日，我说这句话没任何造作，因为太多的现实困惑让我想起您。

小平，我曾做过几个调查，参加的人数一千到二千人不等，多半是年轻人。我们问，当你有机会移民时，你是否选择移民，其中有70%的人回答会；当我们问单靠踏实的工作能否过上体面和富裕生活时，75%的人说肯定不能；有69%的人认为我们的社会很少人有信用。

不仅如此，我深深感到我们的社会不仅贫富差距在加大，还有官与民的心理距离和对抗也日益增大，一篇报道说，在广州亚运会来临时，那里的人们要买厨房用的菜刀需要登记身份，因为这和社会的安全稳定相关，治安和稳定已如此脆弱？！与此同时，我们的传播话语系统对外对内逐渐在失效；还有，关系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不能激发年青人创新，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失望甚至痛恨。国内稍有条件的人，大多送子女到国外留学，他们似乎集体在默认教育失败；还有社会道德的沦丧，还有每年扫黄每年黄潮汹涌；还有灾难频发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还有，许多的企业主或者企业家们心中都有一种很深的不安全感，他们说“到时候”财富可以一点不要，只求一个活路，我知道他们指的“到时候”是什么时候，看着他们目前建立的伟业和如此这般的凄凉内心，我真的无语。因为安全感缺乏，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另一国的护照，准备某一日一走了之，有些已早早将老婆孩子移民他国……小平，看到这些您会作何想？

我知道一个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社会不必呼唤强人政治，我们需要的是法治。您构架出一国两制，您将一个濒临崩溃的国家带到改革开放的路径。您说过如果发生两极分化中国社会就会有发生革命的危险；您说过最后只是一少部分人富起来就算改革的失败；您说过城市再漂亮没有农村稳定的基础不行；您说过教育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误大事；您说过所有的改革都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您还说过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许多阻力。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命题是中国社会一切有正义有良知的群体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您最关心的问题。如今的中国是一艘快速航行的巨轮，我们前方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这艘船在迎接外面的风浪之前不能有太多的地方漏水。

小平，您没有架子，您将心比心，您也愿意倾听，您身上带着乡野的通俗智慧。作为一个受惠于您改革开放智慧的公民，请让我在您生日之际，带着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和心底深处的感恩，郑重打出二十六年前的那幅标语吧：小平，您好！（王利芬/文）

大通胀背后：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国际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稳定的汇率、自由流动的资本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国际经济政策目标至多只能实现两个。最近，“中国金融40人论坛”的内部讨论会曾经提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不可能三角”，即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意味着，决策者也许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这三个目标之间做出新权衡，而关键在于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重新审视“不可能三角”，中国在遏通胀方面基本没有异议。这是因为过去的教训深刻。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8年、1994年、2004年和2007年。通胀不仅是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可能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高通胀曾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过历史教训，因此，经济政策一直高度重视通胀风险。

通货膨胀的最大问题是对穷人和富人的影响程度不一样。穷人的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重比较高，同时规避通胀的渠道比较少，富人则可能从资产价格上升中获益。因此，通常情况下，高通胀很可能令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因为基本生活品价格上升过快而影响穷人的生活，就很可能酿成不利的政治后果。

不过，21世纪以来的几次通胀程度相对都比较轻，2004年年中CPI最高时曾经超过了5%，2008年年初CPI最高时曾经到达8.7%。这两个峰值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经历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不过，通胀相对温和，在过去十年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是如此，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

欧美的教训是，即便CPI比较稳定，也不表明总体通胀压力小。全球危机之前，欧美国家的CPI都相对较低，因此，这些国家的央行维持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结果是资产价格暴涨，最终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整个经济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从目前的发展情势看，这也正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宏观风险。

从表面看来，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方面的政策目标都非常重要，放弃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问题是，要同时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府其实已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做了取舍。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是政府给予了增长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视通胀，而结构调整就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经济学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增长和通胀之间的权衡关系。如果追求高增长，就可能带来高通胀；而如果追求低通胀，就可能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既想要高增长，又承受不了高通胀，怎么办？中国政府的对策就是直接控制价格，2004年，政府限制食品涨价幅度，2008年政府则直接锁死国内石油价格。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指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

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也存在权衡关系，比如，要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或者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在短期内也许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看来则未必，不过，多数政府更关注短期的绩效。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调结构需要消除许多要素市场的扭曲，这些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抬高通胀水平。如果政府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通胀，就只能牺牲调结构。

政府如何做这个三难选择？现在看来，调结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如果听任结构失衡的问题继续恶化，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大问题。那么，剩下的选择就是放弃保增长还是放弃遏通胀？目前，政府应该接受相对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其实，通过或者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都可以帮助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三难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每个目标都放弃一些，但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的相对重要性。（黄益平）

关于银行业危机的思考
    当危机爆发的领域远离自身专长或兴趣范围（就我而言是银行业）时，政治经济学家有三种做法可以选择。第一是保持沉默。第二是尽快学习一些新领域的知识，然后煞有介事地讨论巴塞尔协议I (Basel I)、巴塞尔协议II (Basel II)、即将到来的巴塞尔协议III (Basel III)、一级资本、二级资本等等。第三是不去虚张声势地进行技术讨论，而是利用危机思考一些根本的东西。对我有吸引力的是第三种做法。

让我们从我们为何需要银行这个问题开始。银行首先是储蓄机构。如果没有银行，不管我们用什么作为货币，我们都只能将它们放在床垫下面或企业的贮藏室内。紧接在储蓄职能之后的，是银行转账结算的职能。相比于每次支付都必须要去取钱，每次收到款项必须要去存钱，使用银行可以冲抵的支票或转账凭单等单据，以及根据不同银行的客户业务流冲抵彼此间的收支，明显要方便得多。

然而，银行还有第三个职能。大公司的投资资金，大多来自留存利润或在资本市场上的发行。许多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留存利润满足其投资资金需求，而它们又没法方便地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它们最好的做法，就是直接向储户借钱。而即便是大公司，也可能会有不适合通过新发行来满足的短期融资需求。此外，银行的可用性对小储户非常有用，他们可以毫不费劲地把储蓄分散贷给许多借款人，而不必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两个篮子里。银行家会说，他们的功能就是将这类储户与需要资金进行实体投资（包括补充库存）的企业集合到一起。

然而，问题的源头就在于此。按照人们的想象，这是一个将小储户与小投资者直接集合在一起的市场。但事实并非如此。银行已经变成私人或小企业的主要借款来源。但银行认为能够贷出的资金量，与企业客户认为需要借入的资金量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许多银行最初都是金器商，照看着储户放在他们那里的贵金属（就像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Meistersinger)中的波格纳(Veit Pogner)）。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在正常时期，客户每年只想提取所存资产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只要他们的欠条被普遍接受，他们就可以安全地借出数倍的储蓄。在正常时期，市场利率让新增储蓄与实体投资保持了大体一致。

但情况经常会不正常。储户希望提取的资金，可能会超过银行能够提供的资金，就像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的遭遇一样。银行可能会感觉无力提供以可持续的活动水平维持经济运行所需的资金。银行存款保险的加强与央行的最后贷款人活动，或许降低了北岩那种银行挤兑发生的可能性。但有一个问题依然存在：大概没有足够的银行资金贷给中小企业。

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银行家说，银行信贷并不匮乏，匮乏的是银行能够接受的企业提案。但为何会出现这种匮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早些时候信贷紧缩造成的衰退环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银行现在所抱怨的状况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敦促银行增加放贷的那些政治家和官员，同样要求银行以经过周期性调整的方式（天知道是什么玩意）增加储备，放弃危机前进行的有问题投资，并不会让情况有所改善。

着眼于长期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让规模较小的新银行进入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但我们知道凯恩斯(Keynes)对长期是怎么说的。如果政府想加速经济复苏，那么就有理由建立一家或多家政府银行，或许与英国邮政储蓄银行(Post Office Savings Bank)等机构合作。一两家这样的机构已经建立，但它们的能力有限。

我可以很轻松地写出一篇演讲词，来驳斥这个观点。这类机构一旦建立，就很难解散或出售。与此同时，它们很容易就会被滥用于政治目的——所有参观过意大利的人肯定都知道这一点。而谁又是经营这类机构的完美人选呢？不过，至善者善之敌；想保留竞争性私营企业体系的好处，可能需要牺牲掉一些利润率。或者，正如某个国家所说的：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要以退为进）。（塞缪尔•布里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