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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学院面临“洗牌”
http://www.netbig.com 2012年01月16日 14:21文汇报
核心提示: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出台,意味着众多法学院又将站在一条新的起跑线上。如何在培养“卓越”人才的过程中实现差异化竞争,而不是重蹈“同质化”的覆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命题。
大学生就业形势总体回暖,但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却仍未打破僵局。
“读大学时,每年的学费都比非法学专业多交1500元;可毕业时,别说拿到的offer起薪能比别人高出1500元,连能否找到一个工作也成问题。”07级大学生、目前正在读研的小陈,道出了“同道中人”的尴尬:专业仍然是热门,可就业“遇冷”很久了。
教育数据咨询公司麦可思发布的《2011就业蓝皮书》中,法学专业继续被亮为“红牌”专业;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公布的2010年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状况亦称,法学专业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鲜为公众所知的是,连续几年被“利空”消息笼罩,一些大学的法学院已开始破冰。有人预言,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可能会促使国内法学院“洗牌”。
闻“卓越”而动
热门专业,冷门就业,国内法学院的尴尬显而易见。法律技能在课堂教育的缺位,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严重“同质化”,以及过窄的专业出路,都在倒逼法学院实施改革。
2011年11月中旬,华东政法大学(主页)律师学院揭牌。这所沪上的老牌法学院校,素以专业方向门类齐全著称,且几乎每个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在理论上都有成为职业律师的可能。新生的律师学院,宛似承载新的使命。
华东政法大学(主页)副校长刘晓红透露,律师学院只是该校探索卓越律师培养、在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机制上走出的一步。学校议事日程上,围绕着“卓越”两字,还有一揽子计划,比如卓越法官计划、卓越检察官计划等等。
“卓越”,意指教育部正在酝酿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继2010年教育部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成为助推很多理工科高校实施创新人才培养的“引擎”后,卓越法律人才计划同样被大学法学院赋予期待。
从时间表上看,本将于去年年底就发布的卓越法律人才计划,迄今仍未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出现。但记者在采访中获知,不少有志突围的法学院早已“闻风而动”。
两三年前,上海交通大学(主页)凯原法学院酝酿、设计和实施“三三制”法科特班,即法学本科教育三年后,从第四年开始分流,选拔少数优秀生接受三年更高层次的法律职业教育、获得硕士学位。除了大幅度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加强实务技能培训,凯原法学院还明确提出,要从同一化模式转向差异化模式。
几乎同一时期,华政也有了“动静”。对应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该校分别成立了国际航运法律学院和国际金融法律学院。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的法学教育离行业的实际用人要求,有很大的差距。”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刘晓红并不回避法学院在就业上遭遇的“滑铁卢”。在她看来,除了法律技能在课堂教育的缺位外,大学法学教育的严重“同质化”,同样是法学院就业不景气的原因。
这是一组让人吃惊的数字:上世纪80年代,全国政法院校不到10所;可30年后的今天,有法律专业的院校近700所;2000年,全国法律本科毕业生约4万,到2010年突破20万人。在上海,几乎是个大学就有法学院和法学专业。但从各所学校的办学和教学计划来看,差别微乎其微。照说,一些理工类大学新办的法学院,学生们结合理工背景的优势,到工程类企业中去承担相应的法律服务工作是上佳选择,但实际上,由于缺少相关的师资和科研支撑,很少有人能往这条路上走。
刘晓红说,更严重的“同质化”,其实出现在大学内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各自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很多理工科专业有明显的人才梯次区分,也能相应地反映在就业中;但对法学来说,很多用人单位看不出本科、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在业务水平上的差别。”
在人才模式上,目前最被诟病的就是“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的关系。自从我国引进欧美国家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以后,法学硕士培养就处于尴尬境地。到2009年,教育部鉴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为解决法科毕业生就业问题,又开辟了法本法硕这一特殊的教育类型。但对新出现的法本法硕,该如何实施教学,很多法学院一时间不知所措。
公、检、法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岗位,被认为是法学院毕业生最对口的行业。每年,全国十几万法学毕业生都挤这么几条小道,就业时的竞争程度可想而知。
考研是趋势?
为了延缓司法考试和就业的压力,不少学生只能加入考研大军。“过度教育”现象在法学教育中尤为普遍,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愿意“过度消费”。
比起大学相对“温和”的反躬自省,行业对于法学教育的指责声,要刺耳得多。
刘鸣的律师事务所,坐落在黄浦江畔。作为沪上一家颇有资信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不久前刚当好面试官,从百来个前来应聘的毕业生中,选定了两个“苗子”。
“来面试的八成都是研究生,但最后,我们招了两个名校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刘鸣经常受邀去大学作学术演讲,对很多高校法学院的情况了如指掌。“法学本科就业难,很多学生就去考研,以为等上三年出来,通过司法考试就能找到工作。”照刘鸣的看法,很多法学院的学生已经接受了“过度教育”:读研多花两三年时间,但法律技能和实务水平没有提高,甚至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上,还不如本科生。
刘鸣的律师事务所里,常年有实习生。工作繁忙时,他差遣新手们“跑腿”,去法院送材料。“十个人过去,九个要打回票。”按照规定,进入法院相关区域,必须出示律师执业证。实习生没有证件,自然吃“闭门羹”。但竟然也有人突破了这道屏障。一位实习生告诉刘鸣,到法院门口后,他被告知须出示证件的“门规”后,拿出身份证登记,以公民旁听庭审为由进了法院,“顺便”帮刘鸣送了材料。
“众多实习生中,最后留下来的是谁、谁更适合当律师,不言自明。”欣赏那位突破“门禁”的实习生,刘鸣说,原因就在于他并没有违反法庭设立的规则,但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比起司法考试证书、名牌学校的金字招牌,甚至熟读熟背法律条文的能力,一些课本上不教、学校里学不到的应变能力,对律师来说是更为重要的职业素质。
最近一两年,刘鸣去大学讲学的次数明显比过去多了。为了增强学生的法律技能训练,不少法学院开始实施“双师型”战略,聘请行业的一些专家、能手以及精英人士担任学生的导师。走进象牙塔,刘鸣发现,法学院一些教员的“问题”,甚至比学生还严重。
“有的教师无心治学,因为还身兼律师,忙着搞副业;也有的教师虽是海归,上双语课程没问题,但课堂里说的一些闲话就不敢恭维。”刘鸣常听得一些喝过“洋墨水”的教员在课堂上抱怨国内司法制度不完善,仿佛“打官司就是打关系”。于是,等学生们踏上实务岗位,办案遇到挫折和阻碍,首先想到的不是应对,而是老师当初在课堂上的“牢骚”。每到此时,刘鸣总要板着脸给新手们上课:“关系归关系,可没关系的大有人在,更多的人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然而,像刘鸣这样喜欢招聘“小本”的,实属异类。已经读硕士二年级的小陈,本科寝室里四个女孩都考研了。“读法学,考研是趋势。”以法学毕业生最心宜的公、检、法以及其他公务员岗位为例,近年的招聘行情都是硕士优先。小陈告诉记者,沪上的多数法院近年几乎不招录本科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本科生大多过不了司法考试。
2001年,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分别进行修改,规定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已经走过10年的司法考试,因高难度,低通过率而被奉为“天下第一考”。目前,司法考试合格率达到20%左右。
小陈记得,本科班级同学在毕业前的就业率大约为40%,主要是去了银行和一些企业,相当部分同学等着再参加9月份的司法考试。小陈已经报考了两次,去年11月公布分数,她依然没有过线。
谋求新布点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但能够跻身世界舞台,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利益的人才奇缺。一些与中国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案件,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律师代理。
上海交通大学(主页)凯原法学院的教学改革,首先瞄准的就是这一短板,培养涉外型法律人才。除此之外,在高端法律职业人才培养方面能不能另辟蹊径?法科学生还有没有更“光明”的出路?上海交通大学(主页)凯原法学院季卫东给大家指出了一条新方向:企业法务。也就是培养一批出色的公司律师和企业法务总监。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大学法学院里,专门设立企业法务研究中心的,大概就我们一家。把企业法务作为全日制法律硕士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大概也只有我们一家”。在日本、美国都有执教和研究经验的季卫东,2008年归国“主政”交大凯原法学院后,很快就尝试把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日本企业法务部长不定期讲座制度化,编入日常性教学安排,并与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王先林教授磋商对全日制法律硕士项目做出调整,辟出企业法务方向。在他眼里,这是一块“诱人”的蛋糕。
统计显示,国内企业法务从业人员约20万,约五成具有企业法务执业资格,其中只有19%具有律师资格。而根据初步测算,如果80%的中小企业也逐步呈现对法务人员的需求,那么企业法务可以再容纳20万人从业。另外,业界一直有呼声,要让公司律师得到制度上的承认,正式登上法律服务市场的大舞台。
季卫东明白,企业法务要成为香饽饽,还有待时日。“在国外,大型企业一般把营业收入的1%用于法律事务处理,常设企业法务部门;而在国内,大约只有60%的央企设立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法律消费约占国内企业营收的千分之一。”过去,很多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去国内企业当法务,还有一个原因是,即便企业设有法务部门,通常只承担企业合同签署等简单工作,法务人员的晋升空间十分有限。
而季卫东的看法是:近年来,“走出去”的大型国企和民企越来越多,与之伴随的将是贸易争端和摩擦以及潜在的法律风险。这些因素都将促使这些企业逐步向国外的企业“看齐”,学会消费法律。须知,很多跨国公司的决策层中,有一个高管席位通常是留给具有法律知识、能够为企业规避法律风险做出正确决策的人。而国内企业,迟早也会迈出这一步。因此,大型企业的法务总监以及公司律师是高端法律职业人才的重要类型之一。
事实上,随着“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酝酿,名校法学院之间正在开始一场新的角力,或曰:重新布点。
华东政法大学(主页)两年前新成立了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和国际航运法律学院,培养高端法律人才的意图十分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发生在高校内部的教改举措,还是教育部“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酝酿实施,或是对接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归根结底都是对现状的一种回应: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但能够跻身世界舞台,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利益的人则十分稀缺。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之不断扩张经济份额,就会导致贸易摩擦的增多。我国是内陆国家,长期以来对和疆域相关的法律研究不太重视。但现在,领空、领海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航运法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一位法学院教授这样解析教育部以及诸多名校部署高端法律人才培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与此同时,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国际法院,要让更多国际组织里出现“中国面孔”,传递来自中国的声音,就需要培养一批通晓国际法律、运用多国语言的高端人才。
季卫东记得,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委员会的中国委员张月姣女士,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主页)座谈会上忧心忡忡地讲到:“中国太缺乏具有国际眼光和深厚学养的法律人才”,与中国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的各种案件很少由中国律师担任代理人,不得不高薪聘请外国律师。
过去几年,国际法院也曾有意到国内寻觅大法官人选,要求是至少精通两门外语,并具备相当的法学和专业领域知识。但这样的高端法律人才,我国极度缺乏,堪称重金难求。
而身处律师事务所的刘鸣,也带来了行业内的信息:二八现象越来越严重。
据刘鸣了解,在国内很多城市,律师之间的业务竞争激烈,接手的案子多数为民事纠纷,收入勉强可以糊口。“有时一个案子打下来,律师费只收了1000元”。而一些涉外的、标的额较高的经济案件,通常只有二成左右的行业精英接手。而后者收取的律师费也遵循“物以稀为贵”的原则,甚至高过了国际同行的市场价格。
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行业需求,对大学的法学教育的国际化以及高端人才的培养,提出诸多期待。
洗牌开始了
“很多大学开设专业,还带有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哪个行业热,就对口开哪个专业。”有专家直言,法学院的教学改革除了实施必要的课程调整外,更重要的是教育理念的反思。
推进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或是法学院寻求突围的契机。季卫东说:“眼下已经是布局的关键时候,或许,国内法学院的重新洗牌就要开始了。”
多年的就业“红牌警告”已经让很多大学法学院出现了生源滑坡。“慎读法律!”有学生甚至发出这样的呼声。“如果考重点大学,上海财大的很多经济类专业简直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后备班,进四大每月起薪就超过5000元;分数低一点的考个上海外贸学院,平均薪资也有3000多元。读法律就不一样,无论是考研还是司法考试,一个比一个难;找工作,更是一个比一个悬……”
按照季卫东的看法,增强学生的专业素养和法律技能,法学院的教学改革除了实施必要的课程调整外,更重要的是教育理念的反思。
“很多大学开设专业,还带有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哪个行业热,就对口开哪个专业,似乎并购、房地产都能成为专业了。至于这个行业究竟需要多少人,需要怎样素质的人,学校有没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和新兴复合学科的支撑条件,都缺乏必要的调研和论证。”
季卫东不由拿自己的经历说事。“我1979年读本科,那时正值改革开放,所以当时就推出了一个国际法班;一个班招了几十个人,结果只有3个人去了外交部,其余都当律师了。”直到今日,大学法科学生的专业对口率不过30%左右。
片面追求“专业对口”,恐怕也是束缚法学院学生发展的一大误区。“如果要种一颗大树,必须把坑挖得大一些。培养人才也是类似的道理,如果把培养方向定得太窄,窄了就不会深。”季卫东建议他的学生,在本科学习时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技能、打好基础;并依托综合型大学多专业的优势,积累成为高端复合型人才的必要学科知识。
生源和就业危机的叠加效应,使法学院改革箭在弦上。走访沪上一些大学的法学院时,记者几乎都听到了“国际化”“高端”这几个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关键词。但如一位资深教授所言:“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真正的高端人才并不是高校一手培养的,为学生成为高端人才提供必要的知识、技能储备以及树立法律人的精神,才是实施法学教育的正经。”
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出台,意味着众多法学院又将站在一条新的起跑线上。如何在培养“卓越”人才的过程中实现差异化竞争,而不是重蹈“同质化”的覆辙,是一个极为现实的命题。
本报记者 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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